西赵庄村的出国者

核心提示:每将一个民工送出国，蛇头都能得到一笔数额巨大的“中介费”，越是不容易去的国家，民工挣钱越多，同时，“中介费”也会越高。

每将一个民工送出国，蛇头都能得到一笔数额巨大的 中介费 ，越是不容易去的国家，民工挣钱越多，同时， 中介费 也会越高。

张哲的中介公司开设在一间不足 0平方米的门脸房内，在他的办公桌后，供奉着一尊财神爷的塑像，塑像前香炉内的香烛常年在燃烧。

与张哲公司毗邻的还有两家相似的中介公司，但这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意。

凭借着这家中介公司，张哲在定州买了房，把家人接到了定州，摆脱了之前穷困落魄的生活。

所以，他心里也挺感激将其带入 行 的人。

带张哲 入行 的是一个名叫李张的人，是当地出国劳务市场有名的 蛇头 ，主要和韩国的用人公司对接。据他自己介绍，他做这一行已经10来年了，在这期间成功地将数千人送到了韩国。

从2000年到现在，14年的时间内，李张与韩国用人单位委派的中介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李张负责招人，并替民工们办理旅游签证，之后把他们送上飞机。飞机降落后，韩国的中介公司则会派人到机场来接这些民工，然后会给他们安排工作，工资则会打到他们的私人账户中。

这样一个简单的跨国劳务操作模式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办理签证之前，每位民工需要支付给李张至少8万元的中介费，而他们现在在韩国的工资为每月大概1.5万元人民币。

但是，近年随着中国拿旅游签证去韩国 打黑工 人数的逐年增多，韩国大使馆和海关增大了对这一群体的检查力度。

签证越来越难办，去韩国打工成为需要通过运气和金钱才能得到的 奢侈品 ，曾有不少人刚刚入境，便被韩国警方抓捕，后被遣返回国。

所以，冯富春、冯富杰兄弟不愿随大流去韩国，而是选择了以色列。

冯氏兄弟一共去了以色列两次。第一次，他们每人付给中介公司10万元人民币后，便以高级工程师的名义去了以色列，并在那打工了 年，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多是在工地，每年能挣大概25万元人民币，但其中10万元还要被当地的中介公司抽走。

远高于国内的报酬让冯氏兄弟尝到了甜头，2005年，回国待了两年后，兄弟俩决定再次返回以色列。

这一次，他们决定摆脱中国和以色列的中介公司，自己找活做， 这样可以多挣钱。

这次他们找到了东北的 蛇头 。

在支付了10万元人民币后，按照 蛇头 的指示，冯氏兄弟从香港坐飞机飞到了约旦首都安曼，到安曼后， 蛇头 派人将他们接到了约旦毗邻以色列的一座小城。

在小城里住了十几天后，一天半夜，熟睡的冯氏兄弟和其他十几个来自中国各地的民工被叫醒，扛着各自的行李坐上门口的卡车。之后，车辆在两国巡逻的盲点时刻，迅速穿越边境线，进入以色列境内。

卡车在疾驰过程中，车上没人敢说话，等车停下司机告诉大家已经安全过境后，这些人才松了一口气。

尽管行程有些惊险，但冯富春兄弟感觉很值，也愿意找东北的 蛇头 出国。

其实，西赵庄村也曾有过 蛇头 身高不足一米六、体重不足100斤的李凌琴，让人很难将她与需要经常与风险做斗争的 蛇头 联系起来。

李凌琴的丈夫马超从200 年开始在俄罗斯打工，月薪大概在5500元人民币左右，在当时，比国内民工们的工资高2500块钱。马超在俄罗斯待了 年后，马家在村里一跃跨入了富人的行列。

马超回到家乡西赵庄村后，乡邻们慕名前来咨询去俄罗斯打工的途径我们还要做更详细的瘦身计划。当时去俄罗斯只需要支付给中介2500元的中介费，对方就能通过在签证上 做手脚 把人送到俄罗斯。

2500元这一数额低廉的中介费是很多农村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这也是马超回国后，短短十几天内，便有40多人前来咨询去俄罗斯打工事宜的一大原因。

见到这种情况，李凌琴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自己做中介，给村民们办理去俄罗斯打工的手续。 当时就想多挣点钱。

马超利用自己在俄罗斯待了 年所积累的人脉，联系到了黑龙江的一个中介公司一身名牌巨钻亮相。双方在口头协议中约定：李凌琴负责招人，对方负责办签证和联系俄罗斯的用人单位，李凌琴抽取中介费的 成。

正式开始招工后，西赵庄村和邻村加起来共有60多个人报名，并支付了中介费。之后，这60多个人分两批抵达了位于黑龙江的口岸城市绥芬河。

事情的进展远没有想象中顺利，在绥芬河的小旅馆住了将近一个月后，只有2 个人的签证办好，剩下的人则被当地的中介公司转移到另一个口岸城市东宁县，寻找合适的时机入境。

在东宁等待了20多天，事情仍然没有转机，剩下的40多个人不得不带着行李返回家乡。随后，李凌琴家被这些人和他们的亲属包围，要求返还中介费并给予赔偿。

马家不得不用自己的积蓄给出赔偿，李凌琴自此背上了 骗子 的绰号，在村里落下了一个坏名声，经常被人指指点点。

时间久了，李凌琴积郁成疾，脖子经常胀痛，最后不得已做了手术，脖子上两寸长的红色疤痕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异乡的日子

环境陌生、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是所有在国外打工的人需要面对的难题。但最令人揪心的则是：他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以免被人举报。偷偷摸摸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胡云鹏很 幸运 ，是2 个得以入境俄罗斯的人之一。但他们从俄罗斯的小城格罗杰科沃下车后，却陷入了新的困境：俄罗斯的用人单位并没有按照约定将他们接走、给他们安排工作。 下火车后，没人接我们，我们又都不懂俄语，特别着急。

李明也在这一批人之中，他之前在俄罗斯待过8个多月的时间，对俄罗斯的情况比其他人熟悉。状况出现后，李明瞬间成为了这个2 人团队的领导者，他带着其他22个人到达了乌苏里斯克市，去投奔那儿过去曾一起务工的工友。

由于持有的是旅游护照，又没有俄罗斯方面的工地老板 罩着 ， 找活干 对于胡云鹏一行人来说格外艰难。 当时害怕被别人发现后遭举报，所以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活。 而当他们不小心触及当地工人的利益时，还会遭到对方暴打。

到乌苏里斯克一周后，胡云鹏才买到一张卡，用来给家里打报平安。 一接通，我媳妇就哭了，让我赶快回去，不挣钱了，人平安回去就好。

与胡云鹏的媳妇一样，几乎所有通过非正常途径出国的打工者的家人，心都悬在了嗓子眼儿上。

早在1997年，张磊去南非的一个月内，马月琴一直有不好的感觉，做什么都不安心。

张磊和张哲的遭遇确实惊险。

当飞机降落在开普敦国际机场后，按照中国和南非两国中介公司的约定，张磊和张哲被带到了开普敦郊区的一栋三层小楼，小楼守卫森严。 每层都有人在巡逻，陪我们来的中国人警告我俩，不要随便说话。 紧张的氛围，使张磊和张哲的呼吸都小心翼翼。

放下行李后，张磊和张哲被当地人带上了一辆皮卡车，之后被送到了江边的一条渔船上。由于语言不通，张磊和张哲至今不知道那条曾经留下过他们捕鱼身影的江叫什么名字。

每条船上有20来个人，都是来自各地的中国人，监工的都是当地人。 对于17年前的经历，张哲记忆犹新， 我们不敢偷懒，稍微一懈怠，监工的人就会拿皮鞭朝我们身上猛抽，而且一天只吃一顿饭。

在船上待了一周后，张哲感觉像极了电影中的奴隶，他俩目睹了一个来自河南周口的农村少年左手被打断。至于之前中介承诺的每月6000元的工资，则 连影儿都没有 。

这种情境，让梦想来南非挣大钱的张哲无法忍受： 当时觉得我俩有可能会被他们打死 。

后来偷偷和张磊商量后，他们决定逃跑。

逃跑的时机出现在两周后 渔船要靠岸维修。

我们趁监工不注意，一头扎进了江岸的淤泥里。 在不断翻滚，确保脸上和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粘上了淤泥后，他们开始拼命地朝着一个树林狂跑。 身上沾满泥，不容易被人发现，有利于逃跑。 张哲解释。

跑了大概半个小时后，在树林的尽头，一条公路出现在他们眼前，随后张磊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在公路旁趴了大概半个小时，一辆警车从远处开过来，两个少年迅速起身，张开胳膊手牵手，站在了马路中央，几分钟后警车停了下来。

勉强读完了小学的两个人无法与警察进行语言沟通，最后，张哲在地上反复画了几次五星红旗后，警察将他们送到了中国驻南非大使馆。

在大使馆的安排下，两天后，他们回到了广州白云机场；再四天后，回到离开了一个月的西赵庄村。

回到家后，张磊和马月琴抱头痛哭，一个月的时间让这对母子体会到了生离和死别的苦楚。

梦碎南非，这个家庭依然被贫困笼罩。

直至4年后，转机才再次出现。

2001年，张磊的父亲张学英在石家庄打工时认识了李张，李张再三保证去韩国打工会很安全。在韩国的同乡也从韩国传回话来， 这边的钱很好挣 。

张学英心动了。

交了5万元中介费后，李张通过关系给他办理了旅游签证。

2002年，张学英和同村还有邻村的10多个乡邻一块到了韩国，他们被韩国的中介公司安排到了造船厂工作。在韩国，他们只能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活动。

张学英和其他人小心翼翼地在这一区域劳作，每天工作10个小时。一天中唯一的休闲时光便是吃完晚饭后，几个人坐在一块儿，一边吸烟，一边用家乡话谈论彼此的儿女：谁家的闺女学习成绩好、谁家的儿子娶了个好媳妇

在韩国，造船厂的免费食堂内一日三餐都是米饭，张学英吃不惯，作为地道的北方人他离不开面条。但在韩国的5年内，张学英一次面条都没吃过。通时，马月琴会再三嘱咐他，一定要吃好点，想吃面条了，就去街上买。但每次张学英都用同样的理由拒绝： 街上卖的面条太贵了，等回家了再吃吧。

那时候，张学英在韩国的工资为每月8000元人民币，每隔两三个月，他就会给家里汇一次钱。靠着他在韩国挣的钱，张家盖了新房，张磊娶了媳妇，并生了一双儿女。

但美好的改变，张学英没有享受到。

2007年5月17日，张学英像往常一样，在车间的流水线上干活，突然一个趔趄，倒在了水泥地上，随后失去了知觉。

工友们手忙脚乱地通知了造船厂的负责人，造船厂负责人赶来时，他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已经躺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才被送到当地的一家医院，诊断结果是突发性脑溢血。

由于张学英是 黑工 ，并没有和造船厂签订任何劳务合同，生病后，造船厂没有给他任何补偿。不过，造船厂的老板通过熟人打通了韩国法务部的关系，最终使张学英得以顺利回国，并免于被罚款。

病发21天后，半身瘫痪、体重只剩92斤的张学英终于回到了中国，张家租了一辆面包车把他从首都机场接回了西赵庄村。车停在大门口后，村里和他关系不错的几个村民用担架把他抬回了屋里。

由于在韩国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回村后，据医生介绍，张学英的身体状况已经没有了好转和恢复的可能，只能通过药物来维持当前的状况。

失去顶梁柱后，这个家庭经历了短暂的荣光后再次陷入困境。

迫于生活的压力，在张学英瘫痪5年后，大儿子张磊于2012年也登上了飞往韩国的飞机。此时，在韩国打工的工资已经上涨到月薪1万元以上。

出国 仍在继续

高额的薪资，成功地掩盖了出国后的辛酸，许多人仍在削尖了脑袋往外钻。

刚刚回村时，张学英的境遇像点燃的二踢脚一样在村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生病的张学英被村民们赋予了额外的意义，他们开始反思金钱与健康哪个更重要。但一个月后，对金钱的追求重新占据了上风。

10年间，西赵庄村的村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70%的人家盖了二层小楼， 这些楼房大多是用外汇盖起来的。 村主任冯英民说道。

剩下的没有盖楼房的村民则在挖空心思想着挣大钱，然后盖楼房。 不能让别人瞧不起 。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西赵庄村，它涵盖了定州不少村庄。

冯杰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冯杰的父亲冯国富今年春天通过中介安排去了奥地利，在维也纳的一家华人餐厅刷盘子，每月能挣600欧元。在农村，一个将近6旬的老人每月能有这样一笔收入，在外人看来很有本事。

冯杰家已经盖了二层的楼房，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在定州买一套房。

冯杰并不愿意让父亲只身一人远赴欧洲，但冯国富态度坚决： 我才58岁，还能再干几年活，整天歇着怪难受的，等我干不动了，我就回来。

按照中介的说法，出国后，只要没被举报，没被警察逮住，在国外愿意待多久就待多久。想回国时，花钱买一本 替头证 或交2000元人民币左右的罚款就可以了。

去的时候难，回来很简单。 张哲表示，这也是 出国 热的一大原因， 反正不用担心回不来。

冯杰的一个远房姐夫在美国打工，负责给人安装空调，每天能挣100多美元。姐夫让冯杰也赶快过去。据中介公司介绍，去美国大概需要18万元人民币的中介费，先支付10万元，到美国后一周之内不被遣返的话，再支付额外的8万元，中介公司会安排人到机场接应，并帮忙安排工作。

2014年4月28日，是冯杰去美国大使馆面签的日子，在此之前他特地去定州的商场买了一身高档衣服。 得穿好一点，否则被人家一眼就看穿了，穿得破破烂烂的怎么可能是去美国旅游的人。

马雪然比冯杰早两个月去美国大使馆进行面签，她也有一个同样的 美国梦 。

年前在北京的一个工地上，马雪然的丈夫从800米高的脚手架上跌落，摔坏了胰脏，至今不能做任何重活，而包工头在给了5万元的赔偿后，再也没搭理过他。为了减轻两个儿子的负担，并且挣够自己老两口的养老钱，48岁的马雪然决定奋力一搏，去美国挣大钱。

在此之前，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河北张家口。而为了顺利拿到签证，儿子还通过朋友安排她去了一次韩国旅游。

马雪然和两个儿子从亲戚家中借了8万元，加上自家多年积蓄，凑够了中介费用。18万元的中介费，在马雪然看来没什么，她心里有另外一个算盘： 我去美国后，主要是在当地华人的农场里种菜，一个月能挣2万，除去18万元的中介费，我两年就能攒到 0万元。

去美国大使馆面签之前，中介公司给马雪然炮制了一个新的身份，并嘱咐她一定要背熟总共6页资料：家庭住址为北京东直门的一处高级公寓，她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丈夫和儿子均有稳定工作，家庭年收入在80万元人民币左右

多年劳作，马雪然双手的纹路间布满了黑色的污垢。去北京前，她用香皂使劲搓了几次，还特地去集市花5块钱买了一瓶润肤霜，反复涂抹。

当面对签证官时，马雪然牢记了中介公司的叮嘱：双手交叉放在身前，面带微笑。之后，她很顺利地通过了签证面试，拿到了美国的旅游签证。 当签证官最后告诉我 祝你在美国的旅途平平安安 时，我的心脏差点从嘴里跳出来，我通过了，太高兴了。

一个月后，马雪然带着希望兴奋地登上了飞往洛杉矶的飞机。

但她还差一点运气。

1 个小时后，马雪然独自现身洛杉矶机场，农场的工作人员则在机场外等候。但出关时马雪然的茫然不知所措，引起了海关警察的注意。沟通无果后，她被单独带到了一个房间，并被没收了。第二天，她百般不情愿地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回来后，考虑到她的家庭状况，中介公司答应退还给她一部分中介费用。对她而言则是积累了一次经验，她依旧筹划着5年后能再赴美国。

马雪然被遣返的遭遇，未能打消冯杰的计划，毕竟成功出国的例子太多了。最近的还有同村的张玉龙。

2014年春节前夕，腊月二十四，这一天是西赵庄村最热闹的一个年集，张玉龙的妻子在集市花128元给他买了一个大号拉杆箱。在当地，拉杆箱是一件比较体面的物品，并非家家户户都有。

村里的人去城里打工时，一般用化肥袋和床单做成的包袱装行李，相比较之下，拉杆箱显得非常高档。

当在集市上置办年货的同村人问起为什么要买这样一个箱子时，张玉龙的妻子提高嗓音说道： 玉龙过完年就要出国了，去韩国。 随即，周围的人会投来羡慕的眼神。

正月十八，张玉龙一大早起床坐上了5点半从村里出发开往北京的长途客车，同17年前带着梦想去南非的张磊一样。

当天晚上张玉龙到达首尔，他被安排在张磊所在的那家造船厂，和张磊成为了工友。当晚张磊还兴奋地请他喝了一顿酒，两人允诺彼此照应。

但在异国见到同乡的喜悦却未能持续下去。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张磊突然心里发慌，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带着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拨通了家里的。那头果然传来了噩耗，张学英脑溢血复发，在送往镇医院的途中，断了最后一口气，年仅54岁。

这7年中，张学英靠米糊、面糊、鸡蛋和营养液维持着生命，咀嚼功能的丧失，使他到死都没能像正常人一样吃上一碗曾在异地他乡一直惦记的面条。

这头，张磊开始失声痛哭，另一头马月琴抽泣着安慰儿子： 你不能回来，去韩国这么不容易，在那儿好好挣钱。

按照西赵庄村的风俗，人死之后要在第二天下葬，尽快入土为安。第二天，张磊请了一天假，独自一人坐在8人宿舍的水泥地上，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出殡的时间定在下午2点，按照当地的风俗，家族的长子要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前端。在这一仪式中，长子的作用最为关键，其本人也最受关注 他代表着一个家族、一个姓氏的延续。

张磊的缺席，使葬礼异常沉重，并增添了几分悲凉，在外人眼里，张学英 走得 非常可怜。张磊不在，按照规矩，主持葬礼的长辈让张磊7岁的儿子丁丁站在了他的位置上。

首尔时间下午 点，张磊朝着西北方向，重重地磕了4个响头，他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父亲的愧疚。

按照造船厂的规定，请假时间不能太长，明天是新的一天，他还得继续开工。